西藏主义——纪念拉萨起义三十周年

刚炯•德东朗杰
【原文按语：这是二十年前完成的一篇藏人反抗中共暴政的文章。经过长时间秘密辗转传递，这篇文章今天终于冲破中共的专制铁幕，流传到海外。由于作者仍然在西藏境内，同中共作思想斗争，所以本文只能用笔名公开发表。 】
几点说明
本文写作到今天已经过了整整二十年。由于中国殖民当局的极端专制的统治，本文至今未能公之于众。但是，中国殖民主义当局所谓“自古领土论”、 “分裂祖国论”等等的虚假论据至今未变，欺骗博民族人民，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的伎俩至今未变，新华社的造谣功能至今未变。因此，本文所论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论据、论证方法、论证结果都至今有效，本文提出的博主义理论仍然是引导博民族重建独立和主权的正确理论。
今年又是英勇的拉萨起义五十周年，博民族的觉醒更加广泛，博民族的斗争艺术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声援博民族正义斗争，抗议中国的殖民主义统治的强烈呼声，使中国当局深刻地领教了“西方舆论界一边倒支持藏独”的声势，也让它们深度感受到世界正义民情民意的可怕，在国际正义声浪面前的尴尬和穷迫让它们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2008年。同时，它们在国际媒体面前继续玩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把戏，由中方安插人员混入和平游行队伍，故意做出打、砸、抢、烧的行为，然后栽赃陷害，使用军警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游行人员。并且在整个博域加驻军队，设卡检查，专门故意刁难“藏族人民”，这种极端的军事管制行为戳穿了它们口口声声宣扬的“为了藏族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谎言，促使更多的博民族人民的觉醒。
形势的发展让我们更加感到博主义理论的需要，更加意识到高举博主义伟大旗帜的历史性意义和现时代的迫切要求。因此，虽然已经过了二十年，但仍然有必要把她交给全体博民族人民，促使大家思考，总结，不断提高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我们的战略策略水平，最终战胜我们的敌人，重建博民族自古以来就享有的独立和主权。我们正在担负起历史的使命，既清算旧殖民主义的历史旧帐，又清算新殖民主义的时代悖论，用我们的行动来申张的是人类普遍的正义原则，所以，我们一定能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
2009-8-16
今年的三月十日是英勇的拉萨人民武装起义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伟大的闪耀着博民族精神光辉的日子里，我们向起义的英雄的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向起义中英勇牺牲的民族英烈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向死于中共残暴的殖民侵略暴力之下的成千上万的同胞们致以深切的哀悼！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的起义虽然被中国殖民当局残暴地镇压下去了。但是，三月十日的光辉已经变成了千百万同胞心中燃烧着的民族仇恨的怒火!三十年来，我们在被奴役和压迫的最黑暗的日子里，正是三月十日的光辉点亮了希望的前程；也正是由于三月十日的民族之光，才使我们的同胞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中国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追求，在中国铁蹄下艰难曲折地生存、斗争、反抗。我们始终怀着对真理和正义的信仰和追求，我们坚信，我们博民族的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因为它是写在人民的心里，写在博的土地上，镌刻在雪山碑上！
三月十日的博精神的光辉将永远照耀在雪山环绕的刚坚博国！
一、拉萨起义与中国的逻辑
三十年前的三月十日，以博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名义，在敌人占领之下再次庄严宣布了博国的独立国家的地位，宣告了博民族人民维护和追求自己独立和主权的庄严的宣言，博国政府以独立国的政府向博全国发出了武装反抗中国侵略军的伟大号召。拉萨人民积极响应博自己的政府的号召，拿起武器向侵略军打响了正义的枪声。 “驱逐汉人，博国独立”既是起义人民的鲜明口号，也是起义的行动纲领和起义的目标。拉萨人民怀着对自己博民族历史的负责精神，以维护博民族自古以来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传承精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彻底地否定了与中共的任何“领属关系”，彻底地否定了中共在博土地上占据的任何借口，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了自己固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和主权！
拉萨起义是整个五十年代博民族反抗中共当局侵略和占领的一系列斗争的集中反映。当历史进入五十年代的时候，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在国内解放战争的逐步结束，枪口对准邻邦，尤其是对准了有着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和主权象征的各民族国家。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博民族人民在各地、各个角落都自发地暴发了抗击中国军队入侵的武装斗争。他们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凭着一颗博的忠诚良心，凭借着一股博精神，在没有统一指挥，缺乏起码的后续支持的情况下，忠贞不二、不怕牺牲，展开了灵活多样的游击战，给入侵者一次又一次的有力打击，表现了博自己的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这种斗争首先发生在东部边界及其东部地区。因为这些地区首先遭到中国当局的入侵。随着侵略军向博域腹地的占领，反抗的斗争也逐步发展到腹地各个角落。由于阿沛的叛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十七条协议》，博国正规军放弃昌都，侵略军长驱直入，没有任何阻碍地占领了拉萨。即使如此，各地自发的武装斗争始终不停地进行着。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大背景下，拉萨人民担负起了历史的重任，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枪杆子，举起了博独立的大旗，打响了反抗的枪声！拉萨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代表整个博民族宣布废除了卖国条约——《十七条协议》，用枪声宣告了博主权的神圣！
拉萨起义是拉萨人民反抗中国当局及其一切侵略势力，维护博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拉萨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尤其是在博民族近代和现代史上写下了一页又一页的光辉篇章。他们曾经英勇地反抗过蒙古诸部的入侵和占领；英勇地抗击过中国满清政府的军事侵犯；毅然杀死过满清派住拉萨的殖民官员；驱逐过中国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种汉人势力，其中包括在拉萨的汉人“佛徒”；一直到一九五九年的拉萨武装起义，抗击共产党中国新的殖民占领。当起义失败，中共当局完全占领整个博域，实行更为残酷的、灭绝人性的民族压迫和同化政策的三十年来，拉萨僧俗各界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中共的反抗情绪和对自己民族的独立和主权的追求愿望。近几年来，拉萨人民又不断地表现出了历史的主动精神。从一九八九年九月以来，拉萨僧俗各界人民举行和平游行示威，抗议中共当局的非法占领，强烈要求整个博域的独立，率先举起了独立和主权的大旗，吹响了博历史主体的正义者的庄严螺号！
由于拉萨是博国历史上多数朝代的首都，因此，拉萨的僧俗人民的博意识尤其的鲜明，博民族历史的使命感也尤其的强烈。所以，博民族其它地方的任何一种朦胧的意识和自发的、出自博民族一般感情上的愿望和行动，一旦反映在拉萨人民的意识中并且付诸于拉萨人民的行动时，都成为一种鲜明的、清晰的为恢复和重建博民族固有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的博精神！这正是拉萨僧俗人民共同的特点，也是拉萨人民身上的闪光点。正是由于这个闪光点，才使拉萨人民始终成为博历史上自觉的博，成为一切自觉到自身是博民族的人民的心脏！也正是由于这个闪光点，才使拉萨人民的自觉的博意识和自觉的历史主动性成为博精神光辉的光源，由此才照亮了整个博民族人民的光辉前程——独立和自由的民族民主的前程，并由此使博民族看到了希望之光，获得了鼓舞和力量。
英勇的三月十日的起义被中国当局诬称为“叛乱”，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其后的任何形式的反抗都被中国当局宣判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残暴地镇压下去了；近几年来的任何一种正义的要求都被中共当局判定为“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祖国，妄图在西藏复辟农奴制度”而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当局的逻辑：凡是把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独立主权供手让给中共当局，在中共当局看来这就是“爱国”、“维护祖国统一”；反之，凡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提出本民族的独立和主权的正义要求，在中共当局看来这就是“分裂祖国”，并且认定是“受帝国主义的指使”，“勾结帝国主义”，“受西方反华势力的挑拨” ，“出卖民族利益”等等。这正像一个流氓对一个少女提出的逻辑一样：你如果同意我奸污你，我就可以表明你是纯洁贞女，就可以给你立牌房，尊贞女；如果你拒绝我奸你， 那就要把你说成是个不贞不洁的娼妇淫女，就要把你搞臭。请看，只要做婊子，就可以立贞女牌房，只要自卫以保贞洁，就要扣上娼妇淫女的恶名。中共当局的这一逻辑还像一个强盗闯进别人家中，用匕首抵着主人的脖胫逼着提出：你要钱还是要命？你如果乖乖地把钱财交出来，我就可以渲染你为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你如果拒绝交出钱财，我就把你杀掉，然后把你说成是强盗匪徒。请看，只要把钱财交出去，得到的是虚伪的荣誉，只要保全自己的钱财，不仅保不住性命， 甚至连死后的名声也保不住，而强盗却既得到了钱财，又骗得了英雄的美名。与此种情形相比，中共当局的逻辑难道不正是一种流氓逻辑吗？中国当局的逻辑难道不正是一种强盗逻辑吗？ ！
由这种流氓逻辑、强盗逻辑作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逻辑就是：只要依附于中共当局，随意宰割，就必然有“光明”、“幸福”，就必然是“进步”、“发展”；只要民族自主、国家独立，摆脱中共当局的控制，那必然是“复辟农奴制”，“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当国际上的著名学者在其著述中按照博民族本来的历史面目客观反映时，中共当局却判定为“歪曲西藏历史”，把作者划入“西方反华势力”之列；当个别国际人士容忍中国对一个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的任意侵占、奴役时，中共当局就认定为“主持正义”、“对中国友好”；当国际上一切真正主持正义的国家、政府、团体和组织依据博民族本来的历史和国际法准则及其基本人权原则，抗议和谴责中国当局的残暴行径时，中国当局却厚颜无耻地以“干涉内政”、“挑拨民族关系”作为挡箭牌。如此等等。
中共当局的逻辑就是建筑在中国对弱小邻邦的流氓行为和强盗行为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中共当局的观念里，根深蒂固的原则是，判定博民族的“爱国” 与“卖国”的标准不是博民族本身的历史，而是中共当局的领土野心的需要；判定中共对博行为的正义与非正义，既不是博本身的历史，也不是国际法，而是他们霸权和扩张的需要。在他们看来，不是用博的历史与国际法准则来判别中国占领博域的正义与非正义，而是要用中共的野心和需要来“检验”博民族的历史与国际法的“正确”程度，要以中共的野心与需要作为标准来重新解释博民族的历史与国际法准则，按照中共当局自己宣扬的理论来看，这才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而且是必然破产的唯心史观！
那么，为什么说中共当局造成博问题的行为逻辑是流氓逻辑和强盗逻辑呢？从博民族本身的真实的历史过程来看，博的祖国究竟是谁？博民族的独立与主权在历史上的传承究竟怎样？博民族为光复自己固有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而斗争究竟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我们请历史和现实本身以及人类普遍遵循的原则来说话。
二、拉萨起义与博民族的历史
三十年前拉萨人民的英勇起义及其前后整个博民族反抗中国新旧政府的侵略和奴役的一切斗争都是完全正义的。其所以是正义的，就因为博民族从来就是以独立和主权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博民族自身整体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独立和主权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一切考古发现证明，我们博民族有着自己的漫长的古猿变人的历史，有着自己的新旧石器时代，有着自己古老的一脉相承的独特的文发展史，也有着自己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独特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发展史。一句话，我们博民族有着自己的古老的祖国，有着自己的光辉灿烂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独立和主权的祖国的历史！
仅从直接以博这个概念命名的国家以来到现在也已经有了二千五百二十八年的历史了。公元前539年（阳水狗年）以博国为名号的第一位国王（赞普） 聂赤赞普登基建立布德博国（即鹘提勃悉野），由此开始，到公元630年（阳金虎年）松赞干布登基亲政之前，已经有三十一代国王，历时一千一百五十六年。松赞干布亲政后，挥鞭跃马，统一全博，建立了高原大一统“蕃勤波”国家，定都拉萨，建筑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为全国的心脏。从此，布达拉宫就是博国独立的政治标志！从松赞干布到朗达玛之间共传十一代，历时三百年。吐蕃王朝使博国政治日益修明、经济日益繁荣、文化日益发展、法制及国家机器日益臻于完善，军事力量由此而得到高度强大，并以这些作为有力的后盾，使吐蕃雄居世界屋脊，威服八方，谊结四邻。使吐蕃社会真正达到过牛无穿鼻，马无绊脚，门前无狗，人内善外健，男勇女贞，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道德风尚。
尽管从公元宵906年（阳火虎年）国王朗达玛被刺后，吐蕃国家重新陷入了分裂的局面。但是，分裂后的各割据王国的国王仍然是吐蕃王室的直传后裔。如朗达玛的两个儿子玉丹在俄茹立国，其子孙由此繁衍开来；沃松在哟茹立国，其子孙由此繁衍开来，这就是史书所谓一个王族分成两个支系。可见，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其各割据王国的国王仍然是吐蕃王系，其王国也不是什么仅仅部落的酋长管辖，而是明确的整个博域大一统国家在精神和心理上公认前提下的各个割据王国，即都从各王国的角度承认和维护著作为整体的博国统一，并都将自己作为这个统一国家的合法代表而又无力去实现统一全博。正像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前的德意志民族的状况一样。
经过了延续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全博上下人心思统一，要求统一。这时，随着佛教再次在博域传播，各种教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形成起来。过去的世俗贵族已经早已不能承担起统一全博的重任，社会和政治的重心已经移向宗教寺院。于是世俗的力量和寺僧的力量结合起来，由此寻求博刚坚全局的核心和统一的途径。公元十一世纪前后形成起来的萨迦教派以其自身逐渐建树起来的威望，被历史发展的必然推到了统一全博的地位。萨迦王朝的建立，就是全博统一的必然趋势与萨迦派自身威望的巧妙结合，被博民族的僧俗共同尊奉为“萨迦公玛”（即“萨迦皇帝”）。因此，在博国历史上把萨勤﹒贡嘎聂波、洛本﹒索朗则莫、杰赞﹒札巴坚 赞、萨班﹒贡嘎坚赞、帕巴﹒洛主坚赞合称为“萨迦五皇”。萨迦王朝以公元1073年（阴水牛年）昆根曲甲布在萨迦地方建立的萨迦大寺为首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萨勤贡嘎聂波被尊为“萨迦五皇”的第一位皇帝来看，萨迦王朝应从公元1111年（阴金兔年）贡嘎聂波登上寺主王位开始算起，到公元1358年帕姆主巴大司都﹒祥曲坚赞灭掉萨迦王朝而建立帕主王朝止，萨迦王朝建朝主政二百四十七年。从萨迦王朝开始，在博域正式建立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合一的政府，开始了教权政治，教皇就是全博僧俗最高领袖，下设池巴总理教务，设本勤总理政务。尤其是从帕巴（即八思巴）与蒙古建立供施关系，帕巴与忽必烈建立师徒关系后，帕巴在博域三部的行政建制上仿照蒙古方式，建立百户、千户、万户，并由萨迦中央自设官员管理。萨迦王朝的建立，再次统一了全博，结束了自朗达玛被刺以来延续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萨迦皇帝号令刚坚南北，总领博域上下，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制在整个博国得到统一的建制和发展。
自公元1358年（第六绕迥阳土狗年）大司都祥曲坚赞以乃东为首都，建立了德侍帕莫主巴王朝，对全博上、中、下三大部的统一国家取得了政教统治全权。在德侍帕主王朝统治的二百零七年时间里，由于仁崩巴势力逐渐形成和发展，到札巴迥尼当政的1435年后，德侍帕主的大权实际上已经旁落，由仁崩巴在事实上统治全博。因此，说到乃东皇帝时，其前期是指帕莫主巴，其后期则是指仁崩巴了。甚至我们在史料记载中直接看到“德侍帕主皇帝”和“德侍仁崩皇帝”之称。因此，整个二百零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两个王朝的历史。这段历史正是在萨迦王朝奠定和发展起来的全博统一基础之上的博国中兴时期。大司都祥曲坚赞建立德侍帕主王朝，取得博域全国政教大权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废除原萨迦王朝的千户、万户制，恢复了宗制，从上部阿里到下部朵康共建十三个大宗，并对原萨迦王朝的法律及法制也进行了改革，新制定了十五条“夏杰”，同时又产生了对每条“夏杰”的解释的若干法律。经济上这时出现了“溪卡庄园”经济，并得到大司都皇帝的支持和推行，使全博各地都先后出现了溪卡庄园。还在各大河上建造大桥，制作渡河皮船，同时扩建乃东城，修建乃东宫殿，等等。
公元1566年（阳火虎年）雄霞巴才旦多吉在藏地方起兵推翻了仁崩巴政府，建立了藏国，定都桑主则，并连年向卫地军事进攻，逐步取得全国政权。先后由拉旺多吉、丹松旺波、彭措南杰、噶玛丹迥主政，凡一百三十六年，史称德侍藏巴甲布，也由于这一朝的主政者是噶玛巴，因此又称噶玛王朝。由于噶玛王朝的当权者们不能正确对待其它教派，采取过分的压抑、迫害和摧残政策，结果导致了自己的灭亡。第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借助固始汗部推翻了德侍藏巴王朝（噶玛王朝），建立了噶丹颇章王朝。由此开始达赖喇嘛世系取得了整个博国三大区十三州政教全权。
第五世达赖喇嘛于公元1642年（阳水马年）建立噶丹颇章王朝后，其下设池巴一人总理教务，设德巴一人总理政务。桑结见措任德巴期间，修定了法制、官制，改革和明定了噶丹颇章王朝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特别是限制蒙古和硕特的权力；扩建和修缮了布达拉宫，并将第五世达赖喇嘛移驻其中。由此，布达拉宫又重新成为全博中央政府所在地，拉萨也重新恢复了全国首都的历史地位。雪山环绕的刚坚博域，以拉萨为中心，以布达拉宫为心脏，全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的一切号令、法制、规章皆由此发出。并且，五世达赖当政之时，致力于发展外交关系，于1653年出访满清盛京，与觉吉甲布通好，同周围邻邦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从1642年到1959年，噶丹颇章王朝的博国政府在整个博域全权掌政凡三百一十七年。其间都是以五世后的历代达赖喇嘛为政教最高领袖，有自己的完备的中央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组织，有自己的完整的法制、官制、军制。一直到1950年共产党中国的军队入侵和占领拉萨，1959年拉萨起义失败，博国中央政府不得不流亡国外。即使如此，第十四世嘉伍仁波勤丹增见措及其领导下的博国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仍以独立的政府而存在着。
由上可见，自聂赤赞普以来到1950年共产党中国完全占领博国之前长达二千四百八十九年的时间里，博民族都是以自己独立主权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军事等一切方面的综合完整的国家实体而存在。其间虽然有过蒙古军队的侵害，也有过满清政府的干预，而且也有过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始终存在着自己政治独立的象征──博国中央政府机构总是以不同王朝的形式存在着。而任何一个王朝在自身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军事组织、宗教派别等都是古今一贯的一脉相承的博制。其间也当然地有过同蒙古、同满清、同中国的宗教的联系、政治上的交往、经济文化的交流，但绝对不是什么“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什么“领属关系”。只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才编织了一套所谓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弥天谎言，因而也才泡制了所谓的“自古领土论”的虚假论据。尽管他们鼓起癞蛤蚂的眼睛振振有词的重复着什么“西藏从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人民从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类。然而，遗憾的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当局实在找不出稍微能够支持这一谎言的历史根据，于是乎便采用了强词夺理、流氓无赖的下流手段，编造了所谓的“历史根据”，说什么“西藏领土早在元朝时就正式隶属于中国版图”云云。
这个谎言本身就隐含了三个破绽：其一，中国的元朝是由蒙古人建立的，是蒙古帝国征服中国的结果，是中国的皇统中断的朝代，是中国人给蒙古帝国做奴隶的时代，中国当局没有理由以蒙古铁蹄作为开拓疆域的根据，如果硬要这样做，那只不过是以祖宗的耻辱当作自己的荣耀罢了。其二，尽管在蒙古铁旋风扫掠欧亚之际，博国和中国都深受蒙古侵略之害，但博国和中国的受害程度不同：蒙古帝国灭掉南宋之后，由和林迁都北京，以蒙古人当皇帝，完全征服了中国；而博国则不同，蒙古人只是派军队侵害，并没有征服，倒是博的宗教征服了蒙古帝王的心，使其归心向佛。于是博和蒙古建立了友好关系，博国萨迦王朝和中国元朝建立了上层供施关系，尤其是帕巴﹒洛主坚赞（即八思巴）与元帝忽必烈汗建立师徒关后，元朝积极扶持和保护博国萨迦王朝的存在，并且在史料中萨迦皇帝与蒙古皇帝在称谓上并列平行，相互尊敬。这在当时与一切蒙古军队征服之地建立汗国，由蒙古人即可汗位不同，惟独博国保留自己的王朝，并由自己民族任皇帝全权管理自己的国家，这种绝无仅有的事例足以证明博国本民族皇统的延续不断。
其三，姑且以元朝作为中国的汉家皇统，也姑且算元朝将博国“正式隶属中国版图”，那么，请想一想如下的问题：什么叫“正式隶属”？既然是“正式隶属”，那就是更加鲜明地证明不是什么“自古领土”，如果是“自古领土”，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半路“隶属”的问题；如果是半路“隶属”，那么就说明“正式隶属”之前就是独立自主的，难道不是这样吗？而且，所谓的“正式隶属”背后掩藏着的恰恰是血与火的兼并，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在这里，如果将凭借某一军队的力量，用暴力镇压与征服来吞并另一个独立主权的民族及其国家算作是一种“正义行为”，作为领土归属问题的“合理依据”，那么，全世界各民族及其国家的历史都应重新书写。因为，现今存在的民族及其国家，哪一个没有一段反抗侵略、抵制征服、英勇顽强地自卫以求生存和发展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呢？ ！这其中也当然地包括了中国的自己的历史。这一自相矛盾、破绽百出的唯一的“历史根据”正是由可怜的牙含章之流提供的。北京的中共当局自以为抓到了“钢鞭”，不幸的是，这根钢鞭恰恰鞭打了中国当局自己！而且，只要它们一天不停止重复这一所谓的“历史根据”，那么它们就一天也免不了这根钢鞭的鞭挞！
因为，全世界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可以看破这一“历史根据”的破绽之处；全世界稍有逻辑分析能力的人都可以指出它的自相矛盾之处；全世界稍微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可以谴责它的强盗流氓行为。然而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当局却既不看博国自身的历史，也不想国际法得失非准则，更顾不得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而一意孤行地重复“自古领土”论。这不是很像中国自己古代寓言中那位掩着自己的耳朵去偷盗邻居门上的铃铛的愚蠢窃贼吗？ “掩耳盗铃”者自以为只要掩住自己的耳朵，只要自己听不到铃声，行窃就会成功。然而殊不知铃铛的主人、铃铛所有者的邻里乡亲是可以听见盗铃之声的，那窃贼也就必然得到正义的惩罚的。中国当局的这种逻辑不是很像那位狂言什么：“谎言只要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的法西斯“宣传家”戈培尔吗？但是，谁欣赏和奉行戈培尔的“格言”和逻辑，那么谁就当然也得同时接受和他同样的可耻下场！中国当局企图以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对待印第安人的方法来为中国对付它的西部邻邦博国开脱罪责，但是，遗憾的是，摆在中国面前的既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像印第安人那样没有文字、没有国家观念的、只知道部落酋长管辖原始人，而是有着二千五百多年明确的独立的政治国家史、有着七千年文明历史的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而且世界历史的时针也早已不在世界殖民竞争的那个刚刚摆脱中世纪野蛮的时代，而是运行在二十世纪，指向着二十一世纪。这是崇尚独立、平等、民主、自由、正义的伟大时代。美利坚民族可以消化掉印第安人，但中国却消化不掉博民族，它吞进去的只能吐出来！
一部博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庄严地告诉我们：博民族的祖国就是博自己，就是从聂赤赞普开始的博国！因此，我们博民族的一切爱国行为就是要爱我们博自身！就是要在我们的心目中、观念中坚定不移地确立起博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一个大写的博！那么，一切为了这样一个神圣的祖国而团结奋斗就是理所当然、 义不容辞的了。所以，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凡是一切为了博民族的独立、解放、发展而英勇斗争，为追求和恢复博国自古以来就享有的独立和主权而英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的正义斗争！三十年前拉萨人民的英勇起义及其前后博民族一系列的反抗斗争，其所以是正义的斗争，其理由就在这里。
三、拉萨起义与人权问题
三十年前，英勇的拉萨起义被中国殖民政府镇压下去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谴责中国的残暴行径，要求联合国维护博国人民的基本人权。于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关于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依据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关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原则，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对博国的侵占并由此剥夺博国人民的基本人权的罪恶行径，呼吁尊重博人民的基本人权及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此后，联合国在一九六一年的第十六届大会、一九六五年的第二十届大会都将博问题列为大会的正式议程，并且通过了专门决议，不断地谴责中共当局侵略行径，反复重申《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多次呼吁尊重和维护博国人民的包括民族自决权的基本人权和自由。